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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年12月31日 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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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形式化 语境化 古代文论
现代转换 知识社会学
学术论文发表-NO0s:nVCz#F!N/k0 [论文摘要]依据知识社会学的立场,我们可以将文学理论知识区分为形式化与语境化两种类型。西方文论由于追求形式规则的普遍有效性而采取了逻辑性陈述,
中国古代文论由于追求语境中个别经验的有效性而坚持诗性言说,两者互不兼容。形式化规则构成了现代性的学术话语,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所追求的坐标系统。中国古代文论在知识类型和言说方式上都难以转换为形式化规则,其现代转换存在理论与实践的诸多障碍,具有自身不可解决的困难。因此,所谓“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只能是一个伪命题,是中国学术现代性进程中难以实现的良好愿望。
F.i6B U)e$_#de"Cn0 20世纪末以来,“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学术命题在中国文学理论界悄然出场,并引发了持续不断的争论。对于如何评价古代文论知识的转型问题,学术界没有达成共识,本文将以知识社会学的立场来切人思考。
!m1t"@7Y Z.l{M;kM0 一、两种知识类型:形式化与语境化
cctv论文发表Q#M8KP7D3^}Y|] 知识社会学是一门“探讨每一知性立场对其背后的分化了的社会群体实在的功能性依赖的学科,它通过分析知识类型的构成方式来考察知识与社会的关系,从而证明知识生产受制于社会境况。
DaJlsbJ0 依据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确立了两种知识类型,分别是形式化知识与语境化知识。所谓形式化知识是指能够超越
历史语境中的具体经验而以形式化符号存在的知识,语境化知识是指不能超越具体经验而只能在历史语境中存在的知识。依此分类,我们也能将文学理论知识区分为形式化与语境化两种类型。虽然中西文论各自都包含了形式化与语境化两种知识类型,但是两者在追求知识有效性的主导倾向上是不同的,其中西方文论较多地体现了形式化特点,而中国古代文论则具有鲜明的语境化特点。
"nFp"l8a%s1LG0 历时地看,西方文论知识的有效性逐步走向了形式化原则。在古典时代,人们尚把文学附属于他物,从外在世界或者内在心灵来定义文学,强调历史语境的参照作用,重视文学经验的整体价值,文学理论获得历史语境的庇护而与存在保持了一定联系。但是,西方文论并不仅仅追求语境中个别经验的简单累积,而是追求文学背后的总体化意义,它预先设置文学的终极本质来规定个别经验的意义,试图一劳永逸地运用形式规则来建立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理论体系。知识生产被纳人形式化轨道,西方文论时刻存在着超越语境来寻求有效性的冲动。从古希腊的“摹仿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镜子说”,西方文论开始从具体的文艺经验中提炼出普适性知识。比如柏拉图把文艺看作“理式”的摹仿;亚里斯多德认为诗比历史更具普遍性,指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这个定义把具体的戏剧内容与欣赏经验抽离成形式规则;尽管贺拉斯强调阅读的经验效果,但他将其
总结为“寓教于乐”式原则。到法国古典主义时期,戏剧理论抽象出不受具体戏剧演出影响的“三一律”,以精确的数理形式来对所有戏剧作出有效的判断。进而康德认为作为判断力的美只关涉形式;黑格尔把美定义为“理念”的感性显现。启蒙主义倡导文艺的理性原则;浪漫主义用天才、想象、情感三要素来总结文艺经验;批判现实主义提出了塑造典型的写作原则。于是,西方文论的主导倾向是逐渐把形式规则作为知识的有效性要求,视个别经验为普遍规则的例证;同时,这也导致知识超越语境而存在,造成形式大于内容、理论高于经验的虚无主义困境,只是由于文学还依附于他物而具有意义,这一困境尚不严峻。泰纳、圣伯夫等人的实证主义文论重视文艺经验,发掘文学中确实的、实证的事实,其目的却是试图建立实证知识的普遍有效性,也未能摆脱形式化趋向。进入20世纪后,西方文论寻求到文学独立自足的存在依据,形式化也由于适应了这一现代性进程而推进了文学学科的
发展。在此进程中,西方文论采用
科学量化的分析方法,在语言符号的秩序中建构学科知识。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性”源自陌生化的能指游戏;结构主义利用深层结构抽离了个别经验;“新批评”引人了“语境’,来考察语义,却斩断语义与经验的联系;它们都把超越具体言语的形式规则作为知识的依据。形式主义颠覆了传统文论而走向了能指游戏,通过形式符号的策略建立起文学理论的普遍有效规则,但是形式化逼迫个别经验脱离语境中的原初存在而丧失了历史感,走向了虚无主义,这遭到了历史主义的挑战。神话原型把文学拉回到民族神话中,现象学把文学归于“意向性”活动中,阐释学把文学请人“问答逻辑”中,文化诗学把文学置于历史叙述中。虽然语境中的个别经验再度彰显,但是总体化思想直接指称了文学的意义;知识不是由语境来导演,而是由思想规则来制作,它仍然漂浮于语境之上。
快速论文发表cctv论文发表eir*X6i-H1_!t 不同于西方文论的形式化倾向,中国古代文论主要追求历史语境中个别经验的有效性。虽然古代文论也存在利用先验的总体化思想来定义文学的现象,“诗言志”一直被视为对诗歌本质的抽象概括,原道、征圣、宗经长期成为文艺活动的思想基础;但是古代文论并未利用这种总体化思想限制对具体文艺经验的阐释,并未把纯粹形式化的文学定义贯彻到文艺批评中,仅仅将其用于寻求文艺合法性的目的,而将语境中的具体经验作为知识有效的依据。从先秦时期开始,中国古代文论逐渐建构出语境化的知识形态。在批评实践中,古代文论不是追求知识形式上的普遍有效性,而是直接呈现具体语境中的欣赏经验,强调个别经验的独特性,这形成了古代文论知识的生产过程与语境紧密相联的状况。虽然“兴观群怨”教化意味极浓,但描绘了读诗的经验;老庄推重虚静,指出了语言所无法穷尽的审美现象。“大象无形”、“立象以尽意”开启了后世用客观意象来隐喻的知识传统。两汉作家在诗教的氛围中,描述了种种创作经验与阅读效果。魏晋六朝出现文论专著,也不刻意对文学作总体化论证,不奢望建立形式化的普遍规则,而充分利用物象的形态特征来展示对个别经验的直观感悟。曹丕说“诗赋欲丽”,陆机道“诗缘情而绮靡”,均未设置诗的形式标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大量运用形神、风骨、气韵等隐喻物象表达了生活世界的直接经验,把知识隐含地置于语境的行为中;钟嵘《诗品》味诗,促使诗学知识在欣赏每一首诗的具体语境中产生,知识总结与诗歌欣赏在同一个过程中发生。到唐宋时期,“意境说”充分体现了个别经验在阐释诗歌意蕴中的作用;《二十四诗品》列举的雄浑、冲淡、高雅、飘逸等范畴不可能被归纳成形式化的普遍规则,只能在对二十四首诗的欣赏、品评中加以感悟才能得到理解,如果离开具体的读诗过程就很难领会到其丰富内涵;严羽“以禅喻诗”更是将形式规则排除在诗学活动之外。明清小说评点记录下阅读过程中的即兴感触,延续了诗话注重个体独特经验的传统。中国古典文艺蕴涵的丰富神韵不能被抽象为形式规则,只有在阅读的个别经验中才能理解文学的存在。因此,中国古代文论只有与语境相联系才能被理解,一旦离开语境就会失去有效性。
cctv论文发表3{*cOY1mYq7\ 综上所述,西方文论追求形式化的知识而超越文学本身存在,中国古代文论不能超越具体语境而存在,两者在追求知识有效性的主导倾向上不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知识类型。
SKiSWlv }0专业论文发表cctv论文发表%Z)A_Ba2jO8v Q D 二、两种言说方式:逻辑性陈述与诗性言说
cctv论文发表9j;v.KG'N 受到知识有效性主导倾向的影响,西方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在表述方式上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西方文论由于追求形式法则的普适性而采用了逻辑性陈述,中国古代文论则出于恢复语境中诗性存在的目的而坚持诗性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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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OtP0西方文论的言说具有极强的逻辑性,它将普遍有效规则贯彻到语言表达式中,略过文学特征与个别经验而呈现终极本质。虽然西方文论不乏对诗性的追求,例如古代的布瓦洛采用极富文学性的韵文来书写《诗的
艺术》,现代的罗兰·巴尔特构想《恋人絮语》来隐喻文学活动,海德格尔抒发了“诗意栖居”的愿望;但是此类诗性言说为数甚少,并且与言说背后的形而上学存在着逻辑对应关系,逻辑性陈述由此占据了多数席位。逻辑性陈述将言说过程置于逻辑的控制下,具有体系的严密性。它首先利用形而上学的概念来规定文艺属性,然后明确作出价值判断,再在形式化推理过程中把个别经验总结成抽象的形式符号,得出的文艺结论在逻辑上符合形而上学的先验设定。柏拉图坚信“理式”才是真实存在,在理式一现实一文艺的等级秩序下,文艺被合乎逻辑地视为地位低下。亚里斯多德认为文艺乃是对现实世界的摹仿,悲剧
自然地被赋予“净化”的有益效果。康德依据美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前提,推理出“关于美的判断只要混杂有丝毫的利害在内,就会是很有偏心的,而不是纯粹的鉴赏判断了”,排除了具体的鉴赏经验,而在形式上确认了美的存在。黑格尔站在“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立场上,运用理念与形象的三种关系推理出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三种艺术的演化
规律,用审美经验证明了正、反、合的规则。这些逻辑性陈述遵循形式规则而赋予知识以确定性,充分展示了原理的普遍有效性。逻辑性陈述还使知识表述活动超越于语境,文学理论通过语言表达式本身传达出来而无须再借助于语境中的个别经验。西方文论经常运用的一些概念,诸如崇高、优美、典型、异化、话语、文学性等,都是先于语境而存在的形式符号,它们的语意准确性不在于语境而源自逻辑设置,能够将个别经验整合为形式规则。“新批评”擅长于分析单篇诗作的微妙语义,却是借助于“反讽”、“悖论”等修辞术语的概括功能。现代叙事学建立了一套叙事模式来剖析小说,把故事情节简化为公式运算。西方文论的语言表达式没有局限于记录具体经验,而是直接指称逻辑推理的准确性,具体经验经过逻辑过滤而被转化成意义确定的形式符号。这种言说方式也为不同学科方法进人文学理论提供了便利,比如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批评方法,无论它们能否复原文艺经验,它们都能利用自身逻辑对文本作出合理的阐释。西方文论的逻辑性陈述具有追求原理的普遍有效性、论证程序的逻辑性、语言表意的准确性等特点,不受语境变化的制约,这顺应了现代学术体制化的要求,成为学科知识的正规表述方式,其典型形态就是学位论文。但是,逻辑性陈述运用充满逻辑性的语言表达式来概括具体的文艺经验,必然会舍弃具体经验,逼迫经验服从逻辑,从而割裂文艺经验的完整性,丧失对于文艺现象的鲜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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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n$y 在中国古代,也有少量的文论著作体现了一定程度的逻辑性,例如汉代文论依经立论、《文心雕龙》也具有“体大思精”的逻辑结构,但是这类逻辑性没有限制具体的文艺阐释而不构成古代文论的主要言说方式。与逻辑性相反,古代文论不管是在文体样式、话语风格、范畴构成上,还是在言说内容的具象性、直觉性、整体性等方面,都有具体的诗性特征。诗性言说不是抽象的诗意表达,而是指置身语境中的话语活动。古代文论在言说过程中排除了普遍规则的干扰,清退逻辑论证的归纳作用,明智地把理论知识放进感悟文艺作品的语境中,在具体阐释过程中呈现诗的存在,对个别经验的独特性的重视程度高于对体系严密性的追求。古代文论的大多数表述不强求逻辑归纳,直接反映文艺活动的真实状况。比如,大量的诗话、小说评点是欣赏者的即时体味,虽然是只言片语,却把特定文本的欣赏经验传达出来了。再如“意境”,也非逻辑上的判断,只有通过读诗才能理解其内涵。古代文论把人重新引回诗的语境中,重视语境不仅意味着表述过程的诗性,也对表述媒介提出了同样的诗性要求。这种诗性言说是通过语言符号的隐喻功能来实现的,只有隐喻才能把诗性呈现出来。隐喻功能是利用语言符号来描摹物象,通过不同物象之间的相似性来构成联想的表意方式。隐喻功能使古代文论的语言表达方式摆脱了形式逻辑的管制而指涉物象的独特形态,通过在相似的物象形态之间展开联想活动来感悟诗的存在,不仅彰显了个别经验,也充分恢复了古典文艺的生动性和多义性。例如,“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都是用物象的具体图案色彩来辨析文体特征。而刘舞用熟悉的物象塑造了“体性”、“风骨”、“隐秀”等审美范畴。钟嵘把诗歌的“滋味”比喻为感官味觉,促使品味成为诗话批评的惯常手段。司空图追求“象外之象”,用“韵味”来描绘诗的丰富意蕴,提出“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 “韵味”与“韵外之致”是无法用逻辑来限定、不是从语境中抽离出来的形式规则,只能在欣赏诗歌时,在对物象形态的联想中加以感悟。严羽在“妙悟”中寻求诗所蕴涵的“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空灵境界,虽然没有概念表达的确定性,却传达出读诗时的复杂经验,透视了诗歌朦胧的美感。隐喻式表述突出了古代文论话语形态的文学性,例如《文赋》、《文心雕龙》用骄文写成,诗话、论诗本身就是诗歌,古代文论以文学文体表述知识也就同时言说了诗的存在。在诗性言说中,古代文论疏远逻辑而让语言符号指涉物象的独特性,在语境中恢复了个别经验的诗性。但是,诗性言说也由于依附语境而限制了语言符号表意的普适性与准确性,例如“意境”能够言说诗歌的韵味却难以有效分析小说情节,古代文论范畴术语的意义受到语境的牵制而只能适用于一定范围。三、障碍重重的“
现代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