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经济社会经历了30年的改革发展，在世界金融危机后期，面临人口分布、经济分配、经济结构三者失衡的矛盾，国际国内各种形势促使我们改变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模式。“十二五”时期将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从工业化主导向城市化主导转变的关键时期，城市化进程将继续加快，农村发展相对滞后，城乡如何实现发展同步、一体化发展，牵动国家整体改革发展全局与大局。本文分析了人口分布、经济分配、经济结构失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个人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改革框架，以期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参考意见。
【关键词】 经济社会 持续发展 思维框架
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三，但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本质没有发生根本转变，尤其是近十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靠出口和投资拉动，而且出口物品附加值低。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出口增长乏力对经济增长有直接影响，内需严重不足是当前最紧迫的事情。因此，研究和解决国内经济存在的问题，是“十二五”时期的中心工作与主题。
一、人口分布失衡
改革开放前30年，是中国社会由落后的农业加手工业状态向自主的现代工业状态发展期，加上东西方“冷战”对抗的影响，中国党和政府和人民都在为解决“吃饱”、“穿暖”等基本生存问题而努力。在人口居住地域上，通过限制农村人口进城、知识青年下乡等措施，把全国80%以上的人口集中在农村，保证了工业发展和城市人口就业。
改革开放30年，政府放松了人口流动管制，城市居住人口大幅上升，乡村居住人口大幅下降。但城乡之间最后一道大门始终没有打开，中国社会出现了六种特有现象：一是城市非户籍人口规模巨大。其中，最典型的是深圳，1400多万人口中，户籍人口只有200多万，1200多万都是非户籍人口。二是人户分离，带来世界罕有的人口迁徙规模。每逢节假日，交通运输压力巨大，“春运”成为最有中国特色的专有名词。三是常年有2亿以上青壮年劳动者异地谋生，农村老人成为农业主要劳动力，农业产业大面积处于维持简单再生产或自给状态。四是农村居民中，大量家庭的小孩无人照看，夫妻分居，导致家庭矛盾严重。同时，城市中小学人满为患，乡村中小学生源大幅下降。五是中国的产业工人已达3亿，其中农民工占2.3亿，已成为产业工人主体。而工人阶级却处于社会弱势地位，劳动条件和劳动者的尊严都不乐观。六是社会保障、医疗等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遇到人户分离与人口频繁流动等棘手难题，制约着社会整体品质的优化和人民的幸福指数的提高。
二、经济分配失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2009年经济总量达到（GDP）33.5353万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8.7％，占世界GDP总量的7.8%。进出口贸易总额居世界位次已由1978年的第29位跃升到2009年的第1位，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978年的0.8%上升到2008年的7.9％。但在经济高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越拉越大。1978年城乡收入比为2.57∶1，此后几年连续呈缩小趋势，1985年达到1.86∶1，1985年以后城乡收入比的变化总体又呈上升趋势，2006年城乡收入比扩大为3.28∶1，绝对收入差距达到8172元。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比为1.5∶1，超过3∶1的情况比较少见。与此同时，企业和政府收入占比却在增加。
另外，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富裕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这1%的人口包括六类人群：一是腐败官员，二是黑社会头目，三是国有垄断大企业高管，四私营企业主，五是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上市公司股权所有者；六是走私、贩毒、赌博、组织卖淫等违法团伙主要成员。关键问题是，这1%的暴富者，其高比例的私有财产的来源途径、获取手段具有合法性、合理性的占比极低，即便是合法收入也是不公平的社会政策使然，更何况大量是非正当性的非法所得。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极不乐观。
三、经济结构失衡
1978年以前的中国经济，农业基础薄弱，轻工业和重工业比例失衡。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通过优先发展轻工业，扩大高档消费品进口，加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使中国的经济结构趋于协调，并向优化和升级的方向发展。因此，中国各产业之间及其内部的比例关系都有了明显改善，其中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国民经济总量增长从主要由第一、第二产业带动转为主要由第二、第三产业带动，第二产业的增长构成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动力。在整体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各产业内部的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纯农业产值比重下降，林牧渔业比重上升；在工业内部，轻重工业结构正逐步由偏重“消费补偿”的轻型结构向“投资导向”的重型结构升级；在第三产业内部，交通运输业、商业等传统产业比重下降，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电信业等迅速发展。
2010年，全社会农业产值占GDP比重将下降到10%以下，农业与农村人口失衡严重。
首先，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二元经济结构是指以社会化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众多等。其次，产业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三次产业发展不协调、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最后，工业内部结构失衡。工业不少领域产能过剩、重复建设问题仍很突出，有的甚至还在加剧。另外，要素投入结构也失衡，主要是资源消耗偏高，环境压力加大，资源环境的约束日益突出。
四、改革思维框架
第一，用“幸福主义”取代“GDP崇拜”。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是一个系统，仅仅以GDP一个数据，很难反映社会的全貌。GDP只能反映新创造的物质财富总额，与国民个人感受没有直接关系，与“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相悖，与“以民为本”的传统观念不匹配。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最高价值目标就是实现、增进和保障人民的幸福，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社会主义就是幸福主义。
第二，把居住地选择权完全交给公民自己，政府只做满足公民生活、劳动需要的服务工作。当幸福主义成为国家整体发展目标和公民人生追求的目标时，加上政府公共政策向公平与正义方向调整，京、沪、广、深等特大城市“人口爆炸”和“城市病”等现象将得以缓解，人口的流向自然会得到抑制。目前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缓解和释放。我们再也不能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去预测未来，计划经济的本质是生产力极低时期，社会剩余产品极少的情况下，集中各类优势资源办大事情的模式。之所以京、沪、广、深等特大城市出现“人口爆炸”现象，就是因为中国社会各类优势、优质资源基本上大部分集中在这些特大城市。如果把大城市的各类优势、优质资源分散开来，按点、带、群的模式设计城市布局，既能凸显城市特色，又能促进社会的专业化发展，更不会出现人口“爆炸式集聚”。
第三，把各级政府财政改革为“公共财政”模式，把企业为社会提供“私人产品”、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确定为社会发展模式，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和谐。
第四，把“信访办”改成“讲理厅”，国有垄断企业利润一半补充社保，一半用于农村公共产品生产。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信访部门，是人民争取合法权益的协调部门，其效果本身并不好，若把信访部门改成老百姓讲理的地方，党和政府为老百姓建立一个发表个人意见、争取合法权益的平台，借用“模拟法庭”形式，把人民内部矛盾化解在基层，不知要减少多少民怨与民愤。因而化解矛盾比激化、压制矛盾的效果更好。
第五，国家、城市、政策等在机制上对农业、农民、农村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允许城乡人口自然流动，鼓励城市资源、投资、金融服务等到乡村创业；农村土地在不改变用途的条件下，向大农业企业集中，改小农生产模式为现代大农业生产模式；将几千年农民与土地的依附关系改变成农民与农业企业的雇佣关系，让土地真正成为农民手中的资产。对现代大农业生产模式，实行特殊优惠措施：一是免除一切税收和政府收费；二是全部农业生产与经营剩余，用于农业工人收入提高和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三是发行“三农”发展彩票，筹集改善“三农问题”资金；四是对农村捐赠实行免征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等。
第六，设立县辖市，规划新的城市发展区域，限制老城市地域规模再扩大。目前许多县级市，也只有县城城区有市的雏形，其他区域还是农村。如果撤销县级市，设立县辖市，从行政体制上就理顺了市建制的级别。工业化必然伴随城市化，中国城市化过程，只重视大城市，中小城市建设力度相对较小，基本上没有把县城当城市。其实，中国的一个县，一百或几十万人口，几百到几千平方公里的地域，县城是当地居民人生中第一个城市。几千年形成的生活习惯、食品、建筑样式等，就是中国特色。人口的高密度居住方式，带来非常高的建设成本，社会风险也高，宜居程度却不高，而小城市具有宜居城市生活的基础条件。因此，在城市化过程中，必须大力发展县辖市。同时，要制约目前大城市无限制的城市扩张，把大城市与周边地区和相邻城市的发展进行整体思考，改变目前单一的城市发展模式。在大区域视野下，建设城市群、城市带、城市组团。另外，尤其要制约水资源溃乏地区的城市无限制扩张。
第七，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必须大幅度提高。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不能指望国际贸易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必须立足主要食物自给基础上，以国际贸易为补充。而中国农业生产为什么仍然是小农模式，其根本原因是农产品价格过低，不具备发展基础。把稻谷与蔬菜、肉食品生产进行比较：一是从种植面积看，稻谷需要的种植面积大，且要成片，还需要有水源保障；而蔬菜之类，需要的土地面积小，不需要专门的水源。二是从自然条件看，稻谷需要大量水资源和适宜的气候、光照，现代人工不能创造这样的气候环境；而蔬菜之类，却没有这样苛刻的要求，而且能人工创造小气候（大棚）；肉品、植物油等其他菜品、菜料，也没有自然条件的苛刻要求。三是从生长周期与风险来看，稻谷的生长周期最长，遇到的气候、病虫害风险也比较大；而蔬菜与肉类、植物油等其他菜品的生长周期相对要短、风险相对要小。四是从工人成本看，种植稻谷需要的人工成本与蔬菜不相上下，但种植稻谷没有畜力或机械动力却不行，而蔬菜没有这个要求。五是从技术与肥料看，蔬菜相对要求高一点，但没有稻谷种植工序那么繁复。
建议粮食最低收购价格上涨到目前的价格三倍以上，即稻谷每百斤240-280元，玉米、小麦等粮食同时上涨，才能拉平其与其他农产品的价格水平。
第八，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核心要素不是物质，而是创新意识，提高国家创造力才能可持续发展。人类社会近代经济发展史上的三个大国，都是创造力较强的国家，国力的强大，是创造出来的，他们是英国、美国和日本。英国，发明了蒸汽机，并把它用于工业生产、航海与陆运，奠定了英国在工业机器大生产时代的主导地位。美国，发明了发电机，引领了第二次产业革命。电灯的发明和电力系统技术的应用，极大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美国率先进入电气时代；接着，又创造了“核能利用”技术，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清洁而稳定的电源；再接着，又创造了航天和空间技术，为气象、通讯、导航等多个领域带来革命性突破；后来，又发明了计算机、“信息高速公路”等数字科学与技术，使互联网迅速得到普及，使人类社会步入文化传播新的历史阶段。日本，虽然没有标志性的创造科学与技术，但教育的发展为日本科学技术进步提供了不竭动力。1947年，日本制定了《教育基本法》，实施九年义务教育；1975年，日本颁布《私立学校法》，如今私立学校在日本已占据半壁江山。
因此，中国可持续发展，最终必须依靠创造力的提高。提高国家创造力，一是要科学识别创新人才，二是要有创新人才培养的教育机构，三是要有鼓励创新人才的选拔机制，四是有容纳创新人才的环境，五是给创新人才创新的基本条件等。否则，创新就是一句空话，社会可持续发展也会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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