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媒体传播业迅速发展、信息环球化渗透的形势下， 来自各国的媒体传播源更是以不同的方式重新塑造适合“媒体传播全球化”的态势。尤其是英语为母语的传播源主宰国际传播的现实形成的“帝国传播”效应越来越明显。这一形势可以通过这样的研究资料来总结：“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消息来源于只占世界人口七分之一的西方发达国家。 世界上每天传播的国际新闻大约百分之八十来自西方的通讯社。西方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信息量，是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100倍”。正是出于如此的媒体化国际传播生态，越来越多的英语为非母语的国家开始建立用英语对外传播的广播电视及网络传播频道、网站。 就本文聚焦的广播电视领域而言，中央电视台的英语新闻频道（CCTV-News）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而在以英语播放节目的频率频道中，最令受众瞩目的就是主导媒体声像传播文化产品的“英语节目主持人”了。这些主持人之所以成为媒体声像传播网中的一大亮点，不仅是因为他们能够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还在于他们所处的位置使得受众对他们的思维方式产生的好奇心理。
为了进一步分析这一从业集体的职业思维方式，首先就要对其进行定义。根据笔者的研究，“英语节目主持人”意指 “那些运用英语为非母语主导媒体传播声像产品的主持人们。在此，笔者将这一类主持人定位为母语为非英语的、集采编播一体的、记者型的‘英语节目主持人’”。
基于这样的定义，本文聚焦形成“英语节目主持人”的职业思维方式的关键因素——认知风格。而对这一“认知风格”的定位就要考虑到由于使用非母语的英语为职业用语所形成的独特思维效果。根据语言学家的研究（乔姆斯基-Chomsky）， 语言的使用主导使用者的思维定势，加之相对于“本土文化认知风格”而言，本文将影响“英语节目主持人”的职业思维方式的要素“认知风格”定位为“跨文化认知风格”。
由于“英语节目主持人”的“本土文化认知风格”形成的对这一从业集体思维方式的影响是一种文化传承的结果，这一结果就是对于某文化的“本土文化熔铸体”而言所呈现的“与生俱来”的心理定位效果。正是这一效果，使得“文化”所承载的“实践”与“理念”两个方面内涵相互作用而构成本土文化的整体意义。以下对各种文化之间存在的“实践”与“理念”相互作用差异的解释可谓简单而直接：
文化从来都是其成员对眼中镜像化的世界的反映。它告知我们应先看哪里，抑或我们的眼睛应朝哪个方向扫视？两个方向都不是“正常的”。各种文化已经简单地为其成员制定了不同的第一选择。
以上的解释表明，以“文化”为中心建立的评判标准，就是有关“对”与“错”；“是”与“非”的划分尺度。具体到对于某一文化的所属成员而言，如此的划分尺度是被“理所当然地”接受、并在日常生活中规范个体自身的言谈举止的。这样的结果，毕竟是以个体的“本土文化认知风格”对其“塑造”形成的期待效应。
然而，联系到主导对外传播的“英语节目主持人”的职业特点，即运作于“跨文化情境”所形成的“空间”里，就使得“英语节目主持人”的思维方式及所持有的职业“认知风格”变得复杂而独特。
以下的解释为从事对外英语广播电视的“英语节目主持人” 这一群体，提供了清晰对待所涉它种文化需具有的意识：
在自身本土文化环境里参与的甄选习惯限制我们每个人对有关由不同种族组成的文化社区的冒险的、经常有错误地推算。掌握政策制定以及社会响应之有效释译等活动，越来越多地需求对人为符号化环境普遍存在的倾向进行分析的普遍化和比较化的指示器。但是，一个信息系统的知识，除了我们为自身信息或娱乐所选的以外，那些对集体化——比如一个完整的文化社区具有意义的部分，对任何一个外来个体而言是不能轻易理解的。
鉴于以上提到的对目前普遍存在的“人为符号化环境”的释译形成的障碍，我们可以认识到，“英语节目主持人”的对外传送不仅仅是关系到如何将媒体传播声像文化产品传入它种“人为符号化环境”中，还牵涉到怎样对其进行理解、诠译的种种问题。这就要求一种可称为职业化的思维方式形成的职业敏感性来指导了，即“跨文化认知空间”中的“跨文化认知风格”。
相对于“本土文化认知空间”而言，“跨文化认知空间”就是指在两种文化相遇后形成的重叠式文化情境。而在这一情境内的“跨文化认知风格”，是指能够兼顾这两种文化所承载的价值观、信仰体系以及行为规范而形成的认识、感受能力定势。
依据这样的对“跨文化认知风格”的界定，在此，笔者就“跨文化认知风格”对“英语节目主持人”的思维方式影响效应是怎样的作为立论的问题，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来探讨、分析，进而来论述“跨文化认知风格”与“英语节目主持人”之间的关系：
“跨文化认知风格”的“文化”与“英语节目主持人”；
“跨文化认知风格”的“特质”与“英语节目主持人”；
“跨文化认知风格”与“英语节目主持人”。
通过对以上三个方面的聚焦，“英语节目主持人”除了在日常生活中持有的“本土文化认知风格”外，还对具有其职业所要求的“跨文化认知风格”对其职业思维理念及所引起的行为方式的影响效应得以理论化的分析。如此的分析，将会对“英语节目主持人”这一从业集体所处的独特文化空间之特点进行总结，对这一从业集体的独特职业思维定势进行概括，对这一从业集体的独特职业操作进行理论结合实际的论述。
一、“跨文化认知风格”中的“跨文化”与“英语节目主持人”
根据John Fiske及其同事编撰的有关传播与文化研究的关键概念辞典中的解释，“跨文化”意指“一种注重文化活动之相对性的比较分析。这种方法是与《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相联系的，旨在将你的特殊研究对象与其它文化的视角进行对比”。在这一解释中，关键词“相对性的比较”、“其它文化视角”及“文化活动”为“英语节目主持人”所具有的职业化“跨文化认知风格”的形成原因提供了解释。
由于涉及到“跨文化”，就意味着超越本土国界及文化情境进行的活动。对于“英语节目主持人”而言，所传播的节目已经由于传送的基本理念而决定这一从业集体的职业意识， 具体由他们所持的“认知风格”呈现。鉴于“跨文化情境”形成的对不同文化活动间比较的特质，“英语节目主持人”所持有的“跨文化认知风格”就可以这样定义，即，以持有文化活动呈现的差异具有相对性的职业意识和态度，来感知、认识它的一种文化精神气质的思维定势。
具有了这样的“跨文化认知风格”的“英语节目主持人”，在理解“跨文化”的基本含义和其所形成的“跨文化情境”的特点基础上对节目所涉及的不同文化活动呈现出差异，就有了规范化的职业运作方式，这就是依据“跨文化认知风格”的特质而进行的。
二、“跨文化认知风格”的特质与“英语节目主持人”
由于“跨文化”的涵盖，使其所形成的“英语节目主持人”秉持的“跨文化认知风格”的特质形成于“相对性比较”意识引导下的“比较”。显然，“相对性比较”是必须进行分析和阐明的关键词。
以“相对性比较”规则对源于它种文化情境的文化活动进行理解所依据的是“相对主义”的中心理念。根据《牛津高阶双解词典》的定义解释，“相对主义认为真理并非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占得住脚，而是受到人的认识水平的局限”。
显然，“相对主义”的中心理念将人们的认识视野进行了拓展，从而，在人们以“比较”而非“评判”的心态迎接它种文化时，使得在当今“全球化”形势下引起的众多文化通过媒体的声像传播相遇状态获得了“和平共处”的契机。同时，使得主导对外传送的媒体传播从业人员意识到如何看待、释译及展示所涉它种文化活动与自身本土文化之不同的职业思维定势。那么，鉴于主导对外英语广播电视节目的“英语节目主持人”是以传播媒体声像文化产品为目的的，所以，笔者认为在“相对主义”中心理念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化相对主义”是指导“英语节目主持人”有效把握“跨文化情境”的“跨文化认知风格”之特质。关于“文化相对主义”的内涵是这样被解释的：
“文化相对主义”在概念上被预测为所有文化是平等地、值得尊重的，并且在研究它种文化方面你需要暂停评判、强调，并要试图理解每一特别文化看世界的方式。
依据“文化相对主义”的内涵,“英语节目主持人”在介绍它种文化活动时所秉持的职业思维定势就被凸显出来了，即，“呈现而非评述”。
这样的定位,实际上是对主导对外英语广播电视节目的“英语节目主持人”这一从业集体所持的职业态度的概括。
由于本文定义的“英语节目主持人”是以“英语节目主持人中心制”理念来进行节目的制作与传送的，所以，其职业特点之一就是要达到“自采自编自播”的要求。这一要求主要是基于在当今“媒体传播全球化”的形势下，以非母语英语为传播语言的节目自然就是属于“跨文化传播”分类的。而对于在这一传播过程中需要把握的最关键点，就是洞悉异域受众的接收心理及他们所处的文化价值体系。
考虑到这一点，就要求“英语节目主持人”这一从业群体以一种有别于以母语制作、传送给本土受众群的节目态度处理自采素材，从而形成既能有效传播所涉题材，又能尽可能地使异域受众以平衡而理解的心态接受节目内容的效应。根据笔者在国内外的从业经验，只有当节目以主持人中心制主导的风格呈现于受众面前时，跨文化传播效果大多才是积极的、传播目的才能达成，因为受众认为节目所涉观点是个人化的。
然而，通过“自采自编自播”制作传送的节目要达成的“呈现而非评述”态度对于“英语节目主持人”的素质要求就会很高，因为这一素质涉及到Fran Molloy及Helena Janson指出的“责任与公正”。他们这样强调道：
你也需要能够对那些有可能令人们感到难过的题材进行撰写及理解、并负全权的个人责任。有时人们会因为不同意你的视角而难过、气愤，或者因为他们想让你对其故事提供更多惹人注目的事物。
涉及到节目所呈现给受众的“视角”问题，可以说是整档节目的核心所在。尽管所传送的节目是以“英语节目主持人中心制”理念而完成的，受众感受到节目的视角来自于主导节目的个人，但是，实际上是以制作节目的节目组的“集体理念”来完成的。这样，对作为既主导节目也主导节目组的“英语节目主持人”而言，就必须考虑到容易引起异域受众群因“视角”而对所接收的节目产生反感、拒绝或愤怒的心态因素。Fran Molloy及Helena Janson提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无道德式评判
在对外英语广播电视传播系统里制作的节目中，最敏感的部分不是以多大的比例来传播“英语节目主持人”本土文化主题，而是以怎样的方式和口吻来介绍有关异域文化的话题及议题。尤其是在介绍异域文化的风俗、习惯及社会关系时，就会显得极为敏感。其中如何把握的“度”，就涉及到了对“职业道德”与“新闻业”、“传播业”关系的理解和思考。有关这一问题，尽管在传媒领域已经有很多职业符码（Code）在规范制约着报道的尺度，但对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节目主持人们来说，遭遇矛盾化的处境还是很普遍的。面对这一困境，英国的Andrew Belsey及Ruth Chadwick是这样解释的：
更多的努力还是付诸于在引导的职业符码方面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这是针对那些必须面对不同的道德问题困境的个体记者而言的，他们必须做出道德的选择。没有适合每一种形势的职业符码可以被期待。
可见，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每一位记者所遇到的与职业道德紧密相连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记者个体自身的解决之道。然而，为了达到完全“客观”的境界，还是会对所聚焦的当事人的隐私形成触犯，尤其是在如何对公众人物的深度报道方面。发生在一九九八年的媒体极大曝光状态下的“克林顿性丑闻”当事人之一的莫尼卡•莱温斯基事发后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记者专访时，谈到媒体的聚焦方式对其本人及家人的伤害程度的感触，就是对全球媒体传播从业人员的深刻警示。
这一个案所展现的当事人的感受，给主导对外英语广播电视节目的“英语节目主持人”以更深刻的启示，即新闻传播业中的揭示真相一说是值得反思的。关于这一点，Andrew Belsey及Ruth Chadwick这样陈述道：
去成为一位愤世嫉俗的记者，就是去相信新闻业中的“讲述真相”是一种危险。并且，这方面普遍地被追求，只是为了狭隘的自我兴趣的目的而已。愤世嫉俗的态度，是寄生在对一种分享的理念的接受方面。这一理念，就是新闻业的结集目标讲述真相。
显然，这样的现实也存在于媒体传播相当发达的西方，这也是我们对今天“西方”媒体传播业中的职业道德水准打上一个不可或缺的问号的原因。莫尼卡•莱温斯基的经历还不足以展示这一问号所需的答案吗？因此，当所制作传送的节目涉及到某一文化或某一非本土人士时，有关对外英语广播电视的传送目的与媒体传播职业道德的关系，必须用于清楚地指导整个节目制作过程。如果仅仅以个体节目主持人的热情来引导制作的话，对所涉议题的素材处理就会有进行道德评判的倾向。
（二）体现真诚化自我
既然对外所传送的英语广播电视节目是以体现“英语节目主持人”个人特点及视野的方式同异域受众群见面的，那么，体现节目整体风格及定位的主持人在节目中的任何一秒钟的出像都是需要出于“真诚”这个立足点的。引发不论是本土还是异域受众群愤怒和拒绝心态的就是缘于“歪曲”，即“以自我本土文化为中心”的倾向化评论，而不会反感和排斥建立于真诚之上的“误解”与“天真”。所以，当节目涉及到某一异域文化时，最简单、最客观、最真诚的处理方式，就是要请到这一文化的本土成员或专家为伴，从而以一位外来的学习者的姿态与受众群见面。
个案—：
瑞典国家电视台频道－1曾经有一档名为《多彩板》（Mosaic）的周播栏目,这一栏目主要聚焦瑞典的移民生活及异域文化。整个节目时长三十分钟，以纪实风格展开所涉主题。在前二十到二十五分钟以纪实风格展示聚焦的主题时，所用手法就是百分之百的纪录片风格，即：呈现存在；对于受众而言，最为关键的是最后五到十分钟的评述、理解部分。该节目在处理此部分时，就是直接邀请节目所涉文化的本土人士或专家到演播间与主持人面对面地进行对话。这时的主持人将自己完全放到一个外来学习者的位置而提出问题，并以真诚的态度向被邀嘉宾请教。 虽然瑞典移民来自一百多个国家，这个栏目在几年间所涉及的异域文化及移民问题各种各样、纷繁复杂，但来自不同种族与文化价值体系、宗教信仰的受众，没有因为节目所涉主题而被激怒过。反而，栏目备受关注，因为它已成为联系与帮助沟通不同文化的桥梁与渠道。通过这样的效应，与其它欧洲国家相比较而言,使众多的少数民族在瑞典能够更和平相处地生活在一起。
这一个案对于主导对外英语广播电视节目的“英语节目主持人”来说，是不无启发意义的，尤其是如何以屏幕画面来展示“英语节目主持人”的“真诚”，就更显深刻。
（三）表明朗化动机
既然是制作对外传送的英语广播电视节目，那就要求处于节目制作系统中的“英语节目主持人”试图通过节目的内容，来向异域受众告知之所以聚焦某一文化的“动机”。因为，明朗的节目制作动机，可以将存在于节目制作传送人与受众群体间的心理距离缩短。当受众在屏幕或收音机里看到、听到一条有关自身本土文化的节目报道时，所倾注的注意力是无法用语言来解释的。然而，接收的第一反应是：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条消息被关注、被报道？其报道的动机是什么？这样的反应在接收一般的“硬新闻”报道时并不明显，而在涉及到有关文化、社会及宗教信仰的“软新闻”深度报道时，这一反应的强烈度就只有身处彼时彼境的接收者可以理解了。笔者在此介绍个案二，是笔者在海外的亲身经历。
个案二：
一九九七年秋天，英国广播公司（BBC）在周播栏目《驻外记者》（Correspondent）中连续两周以上下两集（每集45分钟）的方式播出有关当今中国大陆已经形成的高低收入分化的社会形势。节目以纪录片风格，由记者型节目主持人以实地采访者的角色定位，主导以现场访问的形式聚焦处于两种职业的家庭生活及经济状况。虽然所聚焦的贫富问题在大陆日显突出，但通过电视屏幕的聚焦就显得很严重，似乎给受众的感觉就只有处于这两个极端的社会阶层，而淡化了处于绝大多数的中产阶层。
这样的节目处理方式与风格，一向是英国广播公司（BBC）聚焦有关中国大陆的社会议题的定位。当这档节目被录下为留瑞的中国留学生及学者播放后，引发的反响是一致的，那就是节目的视角及处理方式是极端的、夸张的，制作动机对于不是来自中国本土的受众而言是不明朗的，即，使不了解中国现实的西方受众会质疑和否定当今中国大陆进行的经济改革。而对于了解自己祖国的、在海外生活了一段事件的留学生及学者们而言，就会一眼看穿节目的传送态度。当时的播出背景正好是由英国的环境学研究员布朗所写的题为《谁来养活中国？》（Who Will Feed China?）一书在西方盛行的时候。这本书将“中国威胁论”推到了理论化的高度、更为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形成添油加醋的效果。
然而，对于一般的西方受众而言，其接收效应就是英国广播公司所期待的了，因为这一受众群并没有了解真实中国的渠道。况且，在他们的头脑中，中国大陆已经成为西方媒体建构的一个符号而存在。这样的节目报道只能加强这一符号化的效应及其放大曲解的诠释，他们对一般受众群的节目制作传送动机就是不明朗的了。
可见，在涉及异域文化议题时的节目制作和传送动机，不仅体现传媒机构的态度，而且体现节目的导向问题了。如果传送制作动机不明朗，那就只能引起所涉文化受众群的不满、愤怒和仇恨。
三、“跨文化认知风格”与“英语节目主持人”
由于“跨文化认知风格”的特质是“文化相对主义”，所以，对于“英语节目主持人”在职业的运行上就寻到了其特有的思维定势，即：“呈现而非评述”。这样的思维定势也很是符合对它种文化尊重的基本出发点的，即便播出的节目主题是涉及到自身的本土文化活动，“呈现”的效应远远比“评判”显得有效。因为不论是本土或异域受众群，都是以各自所具有的知识水平及文化倾向来审视、接受媒体传播的文化产品的。
但是,“跨文化认知风格”所具有的特质“文化相对主义”理念下的“比较”，是需要进一步深化分析的，从而明了在这一从业集体的职业运行过程中是怎样达成的。既然“比较”是进行有效的媒体“跨文化传播”的核心，那么，在展开文化间的“比较”时，就必须有比较者所持有的“标准”或“尺度”。而形成这两个基本点的要素是“文化指示器”。
所谓“文化指示器”由George Gerbner（1969，于：Oliver Boyd-Barrett及Chris Newbold）研究总结指出：
公共意识(即，对从特殊的文化情境中引发的问题的反响)的释译以及对很多社会和文化政策要素的释译，需要一般的‘文化指示器’的背景知识,它就象是引导经济政策而编制的经济指示器和通告社会政策制定而建议的社会指示器一样。
在这一解释中，我们可以意识到是几个关键词建构了这一定义，即，“公共意识”、“释译”、“社会和文化政策要素”。通过对这几个关键词的进一步探讨与分析，就会使我们更加明了“英语节目主持人”所运用的“文化指示器”，在制作整个对外传送的媒体传播声像文化产品时所具有的决定意义了。
（一）关于“公共意识”
如同在本文开篇处介绍的，“人为制造的符号化环境”在当今是很普及的，那么，在这一环境里充盈的就是由来自不同的媒体传播源制作的、传送的、由媒体传播文化产品承载的内容所构成的不同价值观、信仰体系效应及行为规范样貌。由此，将这一“媒体传播全球化”构成的文化相遇、理念相撞、意识相对照形成的效应视为“世界大同”或“和而不同”，都不能忽视这一因“媒体传播全球化”形成的“空间”对所覆盖的不同文化成员的思维的影响效应，也就是“公共意识”。
当然,这一“公共意识”并不是迫使在“空间”里的不同文化去追随其中某一文化之价值观、信仰体系及行为规范样貌，而是为所有共存的文化提供了一个“镜像化”的存在。但是，能否真正达成“空间”里多种文化的“和而不同”呢？来自现实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不同传送源形成的“意识形态”之竞争形势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对于“英语节目主持人”而言，如何在这一“空间”里建立属于自身“本土文化”的一席之地呢？又如何赢得它种文化的瞩目呢？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关键词“释译”。
（二）关于“释译”
由于“跨文化传播”是通过对传送源的本土文化以及对它种文化的媒体化诠释而进行的，所以，对于它种文化的认识、理解，就与由节目主导者亲自走进现实中的本土文化进行的对第一手素材的了解有所不同了。那么，对于“英语节目主持人”来说，关键是如何获得对它种文化的认识和理解，而形成的理解和认识是达成媒体化传播产品的前提。所以，构成主导对外英语广播电视节目的“英语节目主持人”所需要的“文化指导器”的第二个要素，就是“释译”。
这里涉及到的“释译”，是将节目所涉异域文化所处的“文化情境”置于首位的。在此前提下，再对节目所涉主题的背景、具体境况进一步的剖析和与“文化情境”间逻辑关系的寻找，从而完成这一认识、理解过程，即，情境释译。
根据Norman Denzin（1989）的解释，这一释译方法不仅关系到对所涉“文化情境”的聚焦，而且还需将所涉个体或群体所处的社会结构进行解析。因此，他这样解释道：
任何对随之发生的、传记化经历的研究必须被置于现实世界之中。境况化或现场化的释译涉及到以下几个步骤：1.决定何时及何地将人们经历的问题聚集在一起及互动（这些关系到所涉时间、历史以及勘察的筹划）；2.获得对场景接近的方法；3.学习在这一境况里所讲的语言及使用的意义；4.将不同个体、传记、以及相应的互动境况的社会化类型联系起来。
通过以上提及的四个方面使我们认识到，在对异域文化进行聚焦时，要达成尽量客观、真实的媒体再现的效应，就需要经过这四个步骤。当然，尽管是经历了这四个步骤，也并不意味就已经对所期待的“情境释译”结果有所保证了。这是因为如同Norman Denzin （同上）所强调的，这一释译过程所要求的“时间”、“历史”及“勘察的筹划”是需要功力的。这表明，如此的“情境释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研究的过程。
可见，“英语节目主持人”在主导对外英语广播电视的媒体传播文化产品的制作过程所运用的“文化指示器”具有的第二个要素“境况释译”就是进一步对“文化研究”原理的运用。
（三）关于“社会和文化政策要素”
虽然在“情境释译”的内涵里已经提到关于“不同个体、传记、以及相应的互动境况的社会化类型联系”的步骤，但是，将“社会和文化政策要素”突出而单独强调，是因为这一因素决定着所处“文化情境”中的个体的思维定势及行为模式。只有将聚焦的个体与其所依存的“社会和文化政策”间的关系分析透彻，才能解释和理解所涉“文化情境”，从而将“文化情境”尽可能客观、真实地通过媒体声像传播特点进行再现。
在对“社会和文化政策”进行聚焦时，根据George Gerbner的研究不无启发意义，他指出“在我们能够可信地释译有关个体和社会反响的事实之前，需要知道那些有关存在所涉的集体化分享的公共信息体系里的重点、价值，以及多种关系。运用遴选式传播传统的及正规的评判对于有关传送什么，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对的、以及什么是与大众出产的混合信息体系相关联的一般问题可能是不相关的。”显然，这样的特点是取决于“情境”中的现实存在，而非由节目主导根据自身所依赖的价值观、世界观等本土文化因素之倾向进行取舍的。因此，通过节目最终传送呈现在受众面前的，就是完全以所聚焦的“文化情境”中的“情境”内现实特点而形成的媒体再现。虽然这样的媒体呈现是通过新闻传播模式的框架承载的，但是，有关所涉文化之内容还是完全以其在那一“情境”中的特点及真实而被再现的。以下个案进一步提供直观的说明。
个案三：“此时无声胜有声”
1995年春天，笔者所在节目组对来自瑞典的教育代表团在福州的访问进行拍摄后，对于如何处理这一共有六集九十分钟时长的英语专题纪实片《看看福州》时，整个节目组达成了共识，即，单纯的“呈现”代表团的所见所闻所想，而突破以往运用旁白解说的形式。
如此处理，是基于当时我们节目组对自身的跨文化素质的客观认识，因为，我们认识到如果仍用旁白来解释画面的话，会显得多余；而要超越画面对受访者的所见所思进行具有理论高度的诠释的话，又超出我们自身的跨文化认知能力。所以，最后就以跟拍时形成的自然音响代替旁白进行播出。
当节目与受众见面时，他们对如此的处理很是接受。尤其在瑞典播放时，当地观众觉得节目很是自然、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当然，获得如此的传送效果，笔者必须承认，这是“歪打正着”的“运气”。可是，现在看来，这“运气”来自于我们当时对自己的真诚、对所涉文化的尊重。毕竟，涉及到“社会和文化政策”的节目，对节目主导人要求作的“文化研究”程度是极高的。对于周播栏目而言，只有具有了大量的节目储备后方有可能获得足够的时间而展开相应的“文化研究”过程。
可见，在本文里，通过对“公共意识”、“释译”、“社会和文化政策要素”三个组成“文化指示器”要素的分析，使我们对“英语节目主持人”在由“跨文化认知风格”主导下形成的思维定势指引下运用的“文化指示器”所需进行的实际操作有了理论化的解释。尤其是，这一理论解释将“跨文化空间”所形成的独特“跨文化认知风格”对“英语节目主持人”的职业运作效应及所具有的相应能力都进行了具体的阐述。
总之，通过对1.“跨文化认知风格”中的“文化”与“英语节目主持人”；2.“跨文化认知风格”的特质与“英语节目主持人”，及3.“跨文化认知风格”与“英语节目主持人”的关系的分析与论述，“英语节目主持人”具有的“跨文化认知风格”对其职业思维理念及所引起的行为方式的影响效应得以理论解和实践的分析。基于这一分析，对“英语节目主持人”这一从业集体所处的独特文化空间（即，跨文化传播空间）之特点进行了总结，从而，对其独特职业思维定势（即，文化相对主义）进行了概括，对其独特的职业操作（文化指示器之引导）进行了理论结合实际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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