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FDI）以异乎寻常的速度迅猛增长，这不仅令世界各国瞩目，也给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风险。为此，需要对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进行深入分析，从而为制定这方面的科学政策提供依据
关键词：中国；FDI；原因；动因
从2004年开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急剧扩大。2004年对外直接投资额达55.3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93%；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和2009年则分别上升到122.6亿美元、176亿美元、265.1亿美元、406.5亿美元和433亿美元，同比增长率分别达123%、43.8%、50.6%、63.6%和65%。截至2009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累计达2 200亿美元，中国境外企业已超过3万家，投资区域基本遍及全球各国，一跃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
一、中国FDI的增长态势
从1979年至今，中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走过了30年。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突出特征是增长迅速但起伏很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初。在起步阶段的头几年，投资规模很小，年均投资流量不到4 000万美元。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速增长，1985―1990年的增长阶段，年均投资流量已上升到7.11亿美元，即使在1991―2003年间的调整阶段，增长速度减缓，年均投资流量也达26亿美元左右，几乎是增长阶段的4倍，而到了推进阶段，仅2004―2007年间的年均投资流量就达154.75亿美元，差不多又是调整阶段的6倍。可见，在总体发展趋势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加速发展状态。但如果从不同的发展阶段看，规模增长的起伏又相当大，尤其是从2004年以来发展势头非常迅猛。这从图1中可以得到清楚的反映。
二、中国近年来FDI迅猛增长的原因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增长的原因何在？从理论和实践角度看，中国在短期内FDI迅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
（一）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大幅提高
邓宁（Dunning）曾提出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用以解释一国在国际投资中的地位变化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动态关系。该理论认为，随着人均GNP水平的提高，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规律性的周期变化。①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处于较低发展水平，人均GNP只有200多美元。与此相应，中国引进外资流量很少，对外直接投资则更少。进入90年代后，人均GNP出现大幅增加，同时外资流入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均快速上涨。具体情况可由表1得到反映。
根据表1中中国净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净FDI流量为负数且差额很小，按照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这一时期中国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一阶段；从90年代初开始，FDI流入增幅高出FDI流出增幅，净FDI流量绝对值不断增大，表明中国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第二阶段；而从2006年开始，FDI流出增幅超过FDI流入增幅，净FDI流量绝对值逐渐减小，表明中国正在转入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三阶段。在第三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将迅速增加。
我国学者梁军和谢康①以中国净FDI流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以中国人均GNP作为解释变量，提出如下计量模型：
Yt=b0 + b1PGNP + b2（PGNP）2 + Ut（1）
式中， Yt代表中国净FDI流量，PGNP代表中国人均GNP，采用中国1982—2006年的相关数据，经拟合得到如下结果：
Yt =246.4071-0.9797PGNP+0.000261（PGNP）2 （2）
P值=（0.0000）（0.0000）（0.0001）
R2=0.935 3 校正R2=0.929 4
F=158.862 5P（F）=（0.0000）
回归结果显示，模型的拟合优度超过0.93，校正的拟合优度也接近0.93。表明中国人均GNP水平提高与中国净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变化高度相关。从系数的符号看，人均GNP一次方的系数（b1）符号为负，人均GNP二次方的系数（b2）符号为正，既与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所揭示的规律吻合，也与中国净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随经济发展水平（GNP）的提高现降后升的特征相符。从中国发展实际情况看，2006年人均GNP按接近2 000美元，而净FDI流量开始减少。根据上述模型的分析结果可以推断，在2006年前，中国的国际投资结构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一、二阶段，而2006年后则开始转入第三阶段。这一推断与投资周期理论中的经验数值②也是大体相符的。
（二）人民币持续升值
自从2005年7月人民币实行汇率改革以来，升值成为其汇率变动的基本趋势。汇改前的2005年6月，1美元折合人民币8.276 5元，2005年底到8.07 02元，2006年底为7.808 7元，2007年底进一步升到了7.409 4元，2008年甚至一度“破七”。人民币的持续升值，一方面会提高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实力和潜力（以美元计）。另一方面也不断提高中国国内各种要素和商品的国际价格进而增加出口成本，由此而产生的替代效应也会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大、历史的经验表明。与一国本币升值相伴随的往往是该国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元升值期间，日本大规模对外投资就是例证。
（三）鼓励性政策扶持
自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对外经济投资体制逐步与国际接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对外投资的政策法规。大量鼓励性政策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国内学者张为、付曾以1995—2006年的统计资料，就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政府政策的支持力度每增加1%，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即增加1.5%左右，两者呈正向关系。这无疑从实证角度进一步论证这一点，而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台的一些整顿性政策往往导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幅波动，则从反面说明了政策因素的重要性。
三、中国企业参与FDI的动因
主流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必须具有垄断性的竞争优势。按照这种论断，中国的绝大多数企业都不可能对外直接投资。但事实上，中国的许多企业都走上了跨国经营道路，不少企业还打入了发达国家市场。这种现实使我们有必要来重新审视居于主导地位的垄断优势理论。
我们认为，传统的垄断优势理论至少忽视了两点：一是企业跨国竞争的优势具有相对性，而非绝对性；二是跨国企业的优势具有动态性，跨国经营的发展过程将使企业获得和增加新的优势。我们认为，现阶段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是不同的：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是凭借自身的优势，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谋求全球利润最大化；而对中国企业来说，主要是利用自身的某种相对优势，积极向国外寻求有利的经营条件，以增加和发挥其竞争优势，这才是目前许多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许多中国企业通过对引进的技术和管理的消化吸收已形成了相对优势。而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且国内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存在着多种不稳定因素，经营环境不尽如人意，这就促使这部分企业走出国门去寻求有利的经营环境和机会。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以下几种典型的动因类型：
（一）市场寻求型
克鲁格曼所倡导的新贸易理论认为，在一个不完全竞争的世界，贸易和投资由源于聚集效应的外部经济和源于内部能力的内部经济所驱动。所谓外部经济就取决于市场规模的大小。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寻求和占有更广阔的国外市场，同样也是中国企业跨国发展最基本和最普遍的动因。目前，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开拓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主要是如下四类企业。
1.处于转型中的国有外贸企业
该类企业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是中国商品进出口的唯一渠道。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不断加强，使得对外直接投资成为开拓和保护出口市场的重要手段；同时国内贸易体制的改革，打破了它们过去专业分工过窄和独家垄断的经营地位，使它们改变传统经营方式，走上对外投资的跨国发展道路。例如，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自1988年以来，先后在主要的出口市场国家和地区设立贸易和非贸易子公司及其它机构，有效地巩固和扩大了在国外的石油、化工产品市场。
2.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工业企业
这些企业一般有着成熟的技术和产品，一方面由于企业产品已经进入成熟期，国内需求增长率下降，使国内总的生产供给能力相对过剩；另一方面，由于同行业企业数量多，使得企业争夺国内市场的竞争激烈。这就促使一部分企业通过在有关市场国家投资生产来开拓市场。
3.拥有技术实力的科技开发企业
这些企业一般拥有国内最新的科技产品，但这些产品的国内市场成长较慢，受限于技术产品更新周期短的压力，所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积极向国外市场扩展。因为直接投资有利于保护技术秘密，可以获得更充分的回报。在国内科技体制改革深入发展以后，这类企业正日益增多。例如，中科院所属的联想计算机集团公司，以联想式汉字系统这一拳头产品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已在香港、美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和中国大陆有24个分公司，其研制开发的各种微机主机和功能卡等产品大量销往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4.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企业
这类企业开拓的是另外一类市场，即劳务市场。随着世界劳务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仅仅依靠劳动力单一要素的跨国界转移，已难以有效地占有市场，所以，劳动力同国内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技术及其物化的设备等资本品相结合，实行“一揽子”要素转移，就成为更有效的竞争方式。目前，中国各省市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几乎都沿着这条路线走上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道路。例如，福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在泰国、孟加拉、新加坡、美国和港澳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30多家境外独资、合资企业，经营范围包括劳务承包、贸易、金融、旅游、服装、电子以及橡胶等多种行业。
（二）资源寻求型
资源紧缺已成为中国一些企业发展壮大的限制条件。因此，寻求经营资源，成为不少企业发展跨国投资最直接的动因。这些企业主要寻求两类经济资源：
1.寻求自然资源
自然资源受地理条件影响，各国分布差异很大，有些自然资源在国内长期供应紧张，而在其它国家和地区蕴藏状况和开采、运输等条件却十分优越。这种投资显然对国家、对企业都是有利的。此外，首都钢铁公司购买秘鲁的矿山；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投资于美国开采供应国内的木材资源，投资于加拿大开发供应国内的纸浆和铝锭；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投资于美国和东南亚开发供应国内的化肥和橡胶等，都直接以寻求自然资源为投资目的。
2.寻求信息资源
这是另一类经济资源，这类资源在现代企业的发展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战略意义。由于过去较长时期的闭关锁国，中国相当一部分企业与外部世界联系很少，不了解国外市场需求并难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目前，一批专门为国内企业提供国际经济技术信息服务的企业应运而生，它们在国外投资设立网点，接受委托或主动为国内企业搜集国外有关经济技术信息，为其进行技术引进和其它经营决策提供依据和资料。
（三）战略资产寻求型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第五次全球并购浪潮中，跨国公司并购成为一个热点。以波特为代表的战略管理学派认为，跨国公司在国际竞争中要考虑各地经营活动的整合态势以及价值链各环节的协调情况。对于希望进入世界级跨国公司的中国企业而言，仅仅定位于市场寻求和资源寻求型的跨国经营是远远不够的。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有关调查表明，中国许多大型企业对于战略资产青睐有加，拥有这种动机的比例达到51%，仅次于市场寻求型。海尔、TCL和联想等企业国因其对发达国家的企业并购而成为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以联想为例，联想在并购IBM全球PC业务中获得品牌、技术以及国际性的公司管理结构，这些正式联想寻求的互补性战略资产。寻求战略资产可以获取更高的科研创新能力和管理能力，以提高生产效率和竞争实力，因此这类投资多流向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产业。
邓宁（Dunning）曾对跨国经营动因作了系统调查并归纳初四种类型：市场寻求型、资源寻求型、战略资源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调查显示，前三种动因对中国的跨国企业均有较大作用，唯有效率寻求型影响很小。这是中国跨国企业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FDI动因上的最大区别，国内相关的实证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点。这是由于中国的跨国企业未形成国际化生产网络并缺乏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事业和能力，显然这同中国企业尚处于对外投资发展的初期阶段有关。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目前还具有较强的被动性和自发性，不少企业是在国内体制变革的压力下迈出国门的，随着国家和企业经济技术实力的增强以及国际竞争在国内外市场的全面展开，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主动性将会大大增强。
参考文献：
[1] J.H.Dunning.Explain the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Position of countries： Towards a Dynamic or Development Approach， Weltwirts Chaftliches Archiv，1981.
[2] 张为付.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因素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8，（11）.
[3] 梁军，谢康.中国“双向投资”的结构：阶段检验与发展趋势[J].世界经济研究，2008，（1）.
[4] 宋弘威，李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学术交流，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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